任老蔫的二儿子叫任立信，他正好在家，他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。
双方坐定，蔡主任开门见山：“立信兄弟，你知不知道承宽在深圳做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，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他。怎么，承宽也到深圳去发展了。”
“他老婆鲍雅琴说他到深圳办公司去了。”
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
“今年七月底。”
“这——这不可能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蔡主任道。
“两个多月了，照理，我应该见过他，凡是到深圳去发展的人，都要和同乡联系，我在深圳，承宽是知道的，他要是去深圳的话，肯定会找我。即使他不找我，我也应该能碰到他。即使我碰不到他，我的朋友也应该能碰到他啊！”
“你为什么说的这么肯定？”欧阳平道。
“我在深圳经营一家饭庄，凡是到深圳做生意的荆南人大都会到我那里喝酒——更别说是咱们花神镇的人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同乡会，承宽是荆南人，他应该会光顾我的饭庄。即使他不光顾我的饭庄，也会参加同乡会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同乡会，它对刚到深圳的生意人非常重要，公安同志，我有一事不明。”
“你请说。”
“承宽在荆南生意做的好好的——而且越做越大，他——他为什么要跑到深圳去呢？今年清明节，我回来上坟的时候——我们在澡堂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只字未提到深圳的事情，我从朋友口中知道，他的生意做的很好，根本就用不着到深圳去办什么公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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